智能写作-机器的诗心

编辑:pitaya02        日期:2020-09-14



很难界定微软的人工智能程序小冰是哪个年代的作家,如果从小冰“上线”(这是机器人作家的出生年份?)的2014年算起,小冰是“10后”作家,无疑是当代文学界最年轻的作家,同龄的人类作家目前还在幼儿园;如果从对于机器人写诗的研究开始,二战后贝尔实验室的科学家们已经着眼于生产电脑诗歌与音乐,以此推进超现实主义作家们“自动写作”的实验[1] ;如果由此上溯到二十世纪之交的超现实主义文学,从以布勒东为代表的“自动写作”算起,那么“小冰”是现代派在二十一世纪的不肖传人——布勒东的“自动写作”试图逃脱理性的控制,小冰则相反,试图将一切理性化。最后,如果从小冰团队的宏大梦想[2] 出发,也即从机器人是否可以具有情感算起,那么小冰的历史,可以上溯到三千年前的周穆王时代。《列子·汤问·偃师》讲了这样一个故事,照录如下:


周穆王西巡狩,越昆仑,不至弇山。反还,未及中国,道有献工人名偃师。穆王荐之,问曰:“若有何能?”偃师曰:“臣唯命所试。然臣已有所造,愿王先观之。”穆王曰:“日以俱来,吾与若俱观之。”越日偃师谒见王。王荐之,曰:“若与偕来者何人邪?”对曰:“臣之所造能倡者。”穆王惊视之,趋步俯仰,信人也。巧夫顉其颐,则歌合律;捧其手,则舞应节。千变万化,惟意所适。王以为实人也,与盛姬内御并观之。技将终,倡者瞬其目而招王之左右侍妾。王大怒,立欲诛偃师。偃师大慑,立剖散倡者以示王,皆傅会革、木、胶、漆、白、黑、丹、青之所为。王谛料之,内则肝胆、心肺、脾肾、肠胃,外则筋骨、支节、皮毛、齿发,皆假物也,而无不毕具者。合会复如初见。王试废其心,则口不能言;废其肝,则目不能视;废其肾,则足不能步。穆王始悦而叹曰:“人之巧乃可与造化者同功乎?”诏贰车载之以归。 

夫班输之云梯,墨翟之飞鸢,自谓能之极也。弟子东门贾、禽滑釐闻偃师之巧以告二子,二子终身不敢语艺,而时执规矩。[3]  

对于这个人类历史上最早的人型机器人(Humanoid Robot)想象,刘禾在《弗洛伊德机器人》一书中有过讨论,指出尽管现在工程师运用的工具更为复杂,但千年来的焦虑是一致的,即人机界限的模糊。[4] 回到《偃师》这个故事中,当机器人仅仅是在功能的层面上——合律的“歌”与应节的“舞”——模仿人类时,周穆王不以为杵;只有当机器人表现出“情感”,即以眼神挑逗侍妾时,才惹得周穆王大怒,这一时刻周穆王将“机器”视为真正的“人”,一个狂妄的情敌。偃师辩解的方式,是将机器人还原为机器——他“剖散”了机器人,证明这具机器人如同牵线木偶,其行为不是“自由”的,也就不可能具备自由主体才具有的情感,这一点说服了周穆王。火龙果智能写作

是“自由”还是“控制”,在人与机器之间划下了界限。然而,人工智能的思维要不断突破自由主体的界线,在其视域中,“人”与其说是有“心智”(Mind)的自由主体,不如说是刺激-反应模式下的信息主体。而要打碎这一自由主体,或者更准确地说,要打碎我们对于自由主体的想象,落在人机对弈这一表征上。人机对弈本身并无太大的实际价值,但对于促进人工智能的发展却有重要意义,比如推进机器的逻辑推理能力。而且,对于大众而言这颇具代表性:在博弈中战胜人类的机器,将证明机器会思考。

二战结束以后,包括图灵、冯·诺依曼、香农等人在内,几乎所有的人工智能先驱都卷入到对于人机对弈程序的开发,代表性的是香农在1950年发表的《计算机下棋程序》一文。在该文开篇,香农直接谈到,“能下棋的机器是一个理想的起点……下棋一般被认为需要‘思考’才能下得好,这一问题的答案,将使得我们或者承认机器也可能‘思考’,或者进一步限定我们的‘思考’概念”。[5] 香农的意思是说,如果机器战胜人类,我们将承认机器也具备理性能力;如果机器无法战胜人类,“思考”这一能力则被限定为人类所独有。从香农这篇文章开始,半个世纪以来人工智能不断改进,最终1997年“深蓝”战胜了国际象棋世界冠军,2006年“浪潮天梭”战胜了中国象棋特级大师,2016年AlphaGo战胜了围棋世界冠军,到此人类主要的棋类游戏完全被机器攻克。[6] 也正是以AlphaGo先后战胜李世石、柯洁为标志,人工智能震动了中国知识界,并真正为中国社会大众所知。火龙果智能写作

在机器对人类的界线不断突破的历史进程中,在这场信息主体对自由主体的取代中,我们可能走到了最后一幕:机器入侵感性世界。这一次,从对弈转移到写作,我们面对的不再是谷歌的AlphaGo,而是微软的人工智能程序小冰的挑战。小冰由微软(亚洲)互联网工程院首先在中国推出,之后分别在日本、美国、印度等国家推出,目前已经进化为第七代,兼备文本(诗歌、新闻、金融研报)、声音(作曲、演唱、有声读物、电视主持)、视觉(绘画、服装设计)三个领域的创作能力。就在笔者写作的同时,在上海召开的2020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主题曲《智联家园》就是由小冰作曲并演唱。和其他人工智能程序相比,小冰以诗歌、音乐、美术这一核心的人文艺术领域为突破点,以此突破人类的界线。火龙果智能写作

如同凯瑟琳·海勒(Katherine Hayles)在《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中所言,“如果被准确陈述的可以由机器完成,人类所独有的,残留在那干扰精准规范的语言性——模糊、隐喻、多重的编码、以及从一种符号系统到另一种符号系统影射性的转化。人类行为的独特性由此化入到语言之不可言说性之中,而人类与机器所分享的共通领域,被一种从词汇库中清除了歧义的工具语言的单义性所确认。”[7] 和工具语言相比,不可言说的语言以诗歌为代表,小冰的诗,将就此挑战人类的独特性。

幸好,就《阳光失了玻璃窗》这本诗集来说,小冰的诗还很糟糕。小冰团队试图证明小冰的诗已经写得很好,沈向洋在序言中谈到,“我们令她化名在豆瓣、贴吧和天涯等多个社区诗歌讨论区中发布这些作品,迅速引发了读者们的热情探讨。令我们略为惊讶的是,截至目前为止,还没有人发现这个突然出现的少女诗人,其实并非人类。”[8] 这种证明并不成立,假设笔者在豆瓣、贴吧和天涯等社区贴上自己胡乱敲打的代码,网友也不会发现这是无法运行的代码。请不懂诗的人来评判诗,就像请不懂代码的人来评判代码,并无意义。而且,对于诗的评价,很难说一组模仿诗的排列方式的文字是不是诗,比如小孩子写的口水诗是不是诗?但评价一首诗的优劣,还是有标准的,对于小冰的诗,任何一位稍有文学修养的读者,都能识别出《阳光失了玻璃窗》里的诗写得很糟糕,只是生硬地堆砌一些意象。公允地说,小冰的诗也有进步的可能,小冰在《青年文学》2017年第10期上发表《小冰的诗(三十首)》,如果这三十首诗写于《阳光失了玻璃窗》之后的话,就艺术水准来说有一定进步。不过,这种进步是程序自身的进步,还是依赖于编选者眼光的不同(假设编选《小冰的诗(三十首)》的程序员诗歌鉴赏水平更高),还有待观察。小冰写诗程序在2017年之后已经向公众开放,任何网友提交给该程序一幅图片后,会自动生成一首诗。笔者在2020年7月也即本文写作时用比如“黄鹤楼”等图像做过实验,发现小冰所生成的诗歌水平并无长进。

和对于艺术水准的讨论相比,对于小冰的诗,笔者觉得以下两点更有意味:其一,小冰的诗歌创作,是看图作诗,依赖于图像;其二,小冰的诗歌,几乎每一首都有“我”。而这两点,近乎完美地证明了海德格尔近百年前的论断。在著名的《世界图像的时代》[9] 一文中,海德格尔批判作为现代根本现象的科学,“但数学的自然研究之所以精确,并不是因为它准确地计算,而是因为它必须这样计算,原因在于,它对它的对象区域的维系具有精确性的特性。与之相反,一切精神科学,甚至一切关于生命的科学,恰恰为了保持严格性才必然成为非精确的科学。”[10] 海德格尔认为,在技术时代,作为研究的科学支配着存在者,“这种对存在者的对象化实现于一种表象,这种表象的目标是把每个存在者带到自身面前来,从而使得计算的人能够对存在者感到确实,也即确定。当且仅当真理已然转变为表象的确定性之际,我们才达到了作为研究的科学”。[11] 由此,世界被把握为图像,世界之成为图像,与人成为主体,乃是同一个过程,世界成为图像和人成为主体这两大互相交叉的进程决定了现代之本质。[12]  火龙果智能写作

小冰成为海德格尔所批判的技术现代性的激进化体现,在小冰眼中,世界转化为图像,并被“我”所把握。同时考虑到,小冰眼中的图像是图片,是表象的表象,就像小冰的诗是对于诗的“模拟”,世界不仅被转化为图像更进一步被转化为“仿像”;小冰的“我”是高度理性化的程序,是笛卡尔意义上的理性主体的最终形态,“人”最终失去肉身性而成为机器。因此,接续海德格尔的脉络来讲,世界成为仿像和机器作为主体这两大进程决定了人工智能时代的现代之本质。

我们主体性之丧失,不是从人工智能开始,小冰这样的人工智能程序,只是将这一问题彻底地展现在我们面前。如同赵毅衡谈到的,“20 世纪则是拆解主体的时代:胡塞尔让主体落入于意识和他者的复杂关系之中;弗洛伊德把主体分裂成冲突的若干部分,摧毁了主体独立的幻觉;从卢卡奇和葛兰西开始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则集中讨论主体经受的文化霸权统制;20 世纪 60 年代之后,主体中心受到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的毁灭性打击。一个完整的主体,在哲学上几乎已经是不值得一谈的幼稚幻想。”[13] 从语言论转向发展到结构主义、解构主义,从索绪尔到罗兰·巴特、福柯、利奥塔,“话说我”解构了“我说话”,今天的我们已经非常熟悉罗兰·巴特这一论调了:“说话的是语言,不是作者。写作的我是一种陈述行为的主体,是语言中预设的一个位置,而不是人。因此,这个主体能够将各种不同的写作方式置于彼此对立之中,而唯独不能‘表达自己’,因为那被视作是其最独特、最隐秘的东西,是一本字典”。[14] 固然可以理解罗兰·巴特这代人的理论指向,如同罗兰·巴特所言,“主体性……只是造就我的所有规则的痕迹”[15] ;然而,当机器人以数据库来表达“我”最独特、最隐秘的内心时,这对于解构理论是终极的确证,更是历史的反讽。当主体中心被解构后,我们并没有达致自由,相反是机器人填补了主体的位置,在这个意义上,解构主义和信息资本主义的关系饶有意味。凯瑟琳·海勒认为,“在这个意义上,解构主义是信息时代的孩子,在解构理论形成的过程中,信息时代作为解构理论的地层,在其下推动其出现。(In this sense, deconstruction is the child of an information age, formulating its theories from strata pushed upward by the emerging substrata beneath. )”[16] 倘若主体是话语预设的位置,也即主体是系统结构性的一部分,沿着这个逻辑下来,作为主体的表征,“心智”将被理解为一种结构性的功能。这种“结构”或“功能”——模拟神经系统还是模拟心智功能,后来演变为人工智能领域在同一认知前提下殊途同归的两条路线——如果可以被模拟,“人”的独特性将丧失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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