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写作-未来已来，怎么看待人工智能写作对文学领域的冲击？
编辑：pitaya02 日期：2020-09-03
“未来已来”的喧嚣声在文学领域早已震耳欲聋，其中最具标志性意义的无疑是机器人小冰能够写诗、开专栏。这种情况使原本无论在市场上、在官方系统(作协文联机构)，还是在少数所谓的“严肃文学”团体中，都存在的作家和批评家们心寒不安，他们为了避免被批评或赞扬，不得不采取激烈的竞争来加入讨论的潮流。
机械写作的出现，虽然现在仍被自诩为高尚、精湛的作家视为低级趣味，但它的出现，也足以让那些把写作当作志业(无论是文学还是社会科学)的人深感威胁。新事物和对这一新事物的无知之间形成的空隙，奇妙地产生了一种吸引力，使人们不得不开始直视科技带来的文学变革——一种由人和机器(以及人类通过科技而增强的某种能力)结合而形成的赛博格式文学时代的来临。
人类与自己的创造物之间纠缠的情感结构并不是在机器发明的时候就存在的，事实上，它的雏形——工具诞生的时候就已经存在了。纪少瑜和江淹的《南史》、《齐书》、《梁书》等典故，后来衍生出“妙笔生花”、“江郎才尽”等成语，两个故事的主人公所梦想的“笔”，在解读时，当然是被看作是天赋的象征，但如果从事物的角度来看，笔是一种具有自主性和永恒性的外在工具，具有超越所有者和使用者的神秘魔力，不妨将它看作是书写机器的一个比喻。正如20世纪50年代儿童文学作家洪汛涛新创作的童话故事中的“神笔马良”所拥有的神奇画笔，与马良自身相比，笔力更具主导作用。
1709年，格列佛经过巴尔尼巴比时，被邀请到拉格多大科大学参观，在那里，他看到了无数令人费解和奇怪的学者。给人深刻印象的是，一位有四十个学生的教授设计了一种书写机器，这是一个木制框架，由一块块贴着纸板的小块木楔组成，纸上有各种各样的词、语态、时态和变格，它们无序地排列，由学生用手柄操纵，随意地组合起来写东西，据说这种用实用的机械操作方式写的东西可以提高人们的思辨能力。
很明显，在斯威夫特的笔下，这些场景是荒诞的，也是充满讽刺的，但是这种简单的机器本身包含了可以被数学证明的思想，正如法国数学家 E.波莱尔在1909年出版的关于概率的书中所说的，猴子和打字机的故事：如果数不清的猴子在数不清的打字机上随机敲击，只要持续无限长的时间，就一定会在某一时刻敲出莎士比亚的全部作品。
这则寓言经常用来说明无限问题和概率问题，实际上逻辑上只需要一个无限条件就足够了：只要时间是无限的，一只猴子就能做到这一点。一九四七年，物理学家 G. Garmov在一本科普书籍中把猴子改成了印刷机，只要条件允许，一台自动印刷机就能自己印刷出“莎士比亚的每一句话，甚至包括被他扔进废纸篓里的句子”。
在农耕时代的神话逸闻中，“好笔”带上了万物有灵的色彩，而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早期的斯威夫特时代的书写机器则更多地是粗糙的工具，它们仍然威胁不到人类，而是作为人类的附庸存在，甚至显得笨拙可笑。
在线形发展的历史中，技术越来越倾向于抽象化、客体化、省力化，并最终在20世纪初实现自动化：“首先是工具阶段，即劳动所需的物质能量和智力投入仍然依赖于主体。第二个阶段是机器(machine)阶段，即通过技术手段将物质能量客体化。第四个阶段是自动机阶段(automata)，即技术手段使主体的知识投入变得不必要。在每一个步骤中，通过技术手段获取目标的客体化过程都在进行中，直到我们为自己设定的目标完成为止；而如果是自动机，则不需要我们的体力或智力参与。
对于自动化来说，技术在方法上达到了完美，而这种从史前时代就开始的、以技术为基础的客体化劳动的发展成果，正是我们当代最显著的特征。"工具——机器——自动机器"像生物一样进化，使人创造的事物成为一个独立存在的他者，从而引起人们对工具合理性的思考；从文学上讲，就是爱与怕的矛盾关系的展开，其背后隐藏着乐观与悲观两种情感形态。
古罗马诗人奥维德所说的庇格玛利翁故事，就是爱情叙事的母题，这位塞浦路斯国王憎恨现实中有缺陷的女人，却爱上了自己制作的少女雕像，进而感动了上帝，最后与获得了生命的雕像成了夫妻，隐喻了一个人改造了外界，与他者结合时所取得的成就与喜悦。在1912年，萧伯纳以此为原型创作了著名的《卖花女》：语言学教授息金斯通过六个月的训练，使街头卖花女伊莉莎成为一名能在上流社会中表现行为的小姐。
在剧终时，息金斯说：“我说过要让你长大成人，现在我成功了。”而 Eliza则回答说：“是的，你现在转向我来取悦我，因为我不害怕你，也不用担心你。”当萧伯纳写下这些诗句时，或许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但现在却可以对等级和性别作一种有意义的解读，而最引人注目的是，它将爱情反转为一种有关“造物主”的恐惧和焦虑的叙述：在造物主获得了自我和自我意识后，造物主就不再需要了。这一隐喻在自动化机器/人工智能逐渐成为现实的背景下显得尤其恰当，因为如果教授通过语言来改造女孩，那么驱动机器的程序、算法就是新的语言。这一新语言不仅使他者独立，而且还对创作者自身进行了改造，使他者面临着是否与前者结合，成为赛博格的选择。
恐惧叙事隐藏在爱情叙事中，可归结为两种人类对科技漂移的情感原型：恐惧与迷恋，到技术突破时代直接显露为叙事中的人工人类的出现——表现为弗兰肯斯坦的焦虑。谢利夫人的弗兰肯斯坦被视为亵渎神灵、模仿人类创造者的僭越行为，其后果只能是恐怖和灾难。那只人造怪兽最终不知所终：“被海浪卷走，远远地消失在茫茫的黑夜里。”
这本小说诞生于1816年，正是工业革命带来了开掘和汲取自然力量的扩张，以及获得巨大财富的时代。工业化对农业、游牧等方面的突破，意味着人类创造的部分胜利，也给原本井然有序的精神领域带来了隐隐的不安。这一变化最根本的表现就是法国大革命，而德国浪漫主义则是它在文学上的表现，比如路阿冯·阿尔尼姆《拉托诺要塞疯狂的残障人士》、海涅《流亡的神灵》或沙米索《彼得·史勒密尔的怪诞故事》(这一故事是由李伟诺最近出版的《欲望说明书》重写的)，而这一事件也直接影响到像霍夫曼这样一部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哥特小说对弗兰肯斯坦的拟构。弗朗肯斯坦一旦诞生，便成为后来科幻文学、惊悚故事和恐怖片萦绕不去的幽灵，尤其是在当代人工智能话语中，成为一系列文学影视作品不断重写的资源，这无疑与时代的情感结构相吻合。
就像艺术，音乐，雕塑，文学一样，科技也是文化和历史的产物，我们不能把历史的因素剥离出来。实际上，我们所知道的，学过的，想学的，想做的，都已经融入了这个时代的社会语境中。AI也是如此，它在叙事上被描述成自动机器，可以赋予/获得思维，而且越来越像人。原始生命概念中，无论进化或基因突变，都以自然的存在为前提，机器生命无疑是对这一天资自然生命观的巨大挑战。相反的镜像也许更能说明问题，即随着自动化机器越来越像人，人类同时也越来越像机器，它像机器一样，在固定的时间和空间里，根据社会机制建立的秩序，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里工作，休息，繁殖(复制)肉体，甚至是思想。
从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来形成的自由人本主义观念中，对“人性”丧失的恐惧，正是人与机器之间的双向模拟性产生的根源。另一方面，机器派生出来的机器，最终可能会淘汰掉“无用”的人。这种情况已经被宗教信仰的现代转变所证明：就像“农业革命促成了有神论宗教，而科技革命催生了人文主义宗教，以人代替神”，随着现代性分化的到来，政教合一的社会瓦解，人通过科学杀死了神，而今天的造主难道不是要重蹈覆辙，被自己的创造人工智能消灭吗？
这是一种从工业革命肇端而来的恐惧，它根深蒂固地缠绕在人文社科工作者和文艺作家的头脑中，在人与自己的造物之间缠绕着熟悉中的陌生，在熟悉后的再熟悉，在有意识中的无意识，在有生命和无生命的之间缠绕着一条模糊的界限，由此带来了恐惑和自保的无意识。这种恐惧是根深蒂固的，无法摆脱的，因为对探索变化和未知领域的痴迷和热爱植根于“人性”中，否则就不会有一系列的技术变化。但是，当人们使用语言来思考、通过故事和隐喻来思考、扩大知识的范围时，它就成了一种还没有成为现实的隐喻。自旧石器时代晚期以来，人类从农业革命发展到希腊罗马时代，再到文艺复兴，再到启蒙，再到现代，有过无数的故事。这些有关生命的隐喻在不断演变和变化：首先是女娲、上帝或普罗米修斯用土造人，接着是希波克拉底式的水和体液，接着是拉美特里的机械机制，接着是电流或生命的火花，接着是电报和现代计算机。
正如科学作家乔治扎卡达斯基所说：“对于每个隐喻，人类都曾设想用自动的、人工的技术来支持这种隐喻。古希腊的埃及是水利工程，17世纪的法国是机械装置和弹簧，到了21世纪就变成了电脑工程。从蒸汽机、电力技术、计算机到被称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因特网工业化、工业智能化、工业一体化，都以人工智能、清洁能源、无人控制技术、量子信息技术、虚拟现实和生物技术为代表，新的技术革命开始后，人与自然之间的界限正在消亡，而差异却趋向于消失，或者说它们原本是一体的。电脑、网络和基因技术不断地扩展和改造自然，同时也扩展了人类自身，改变了我们想象的方式，改变了隐喻的构成，改变了语言和修辞的手法。
从这个角度来看，“爱情的人工智能叙事让我们希望能把它复制成我们自己的样子。人工人类将成为社会的一部分，就像我们的人造兄弟姐妹甚至情侣一样。尽管他者是机械的创造者，但这种情感来自于我们与“他者”沟通和共情的本能。但是，恐惧或诡异的叙述是关于妄自尊大的警告，关于道德红线的讨论跨越了人类不应该跨越的领域，关于生命的独特含义，以及关于技术不应该多管闲事。恐惧的叙述方式对于科技的态度是一致的，不仅针对人工智能，还针对核能、转基因或其他科学进展。恐惧的叙述方式来自于我们逃避陌生事物的本能。
恐惧的叙述方式的一个例子是盖亚假说的逻辑推论，它预言了如果人类继续破坏地球上的生态环境将导致灭绝。“盖亚叙事”启发了当今许多环境话题，被许多环保人士接受。在人工智能方面，“怕”的叙事方式是警告智能机器人将占据世界，灭绝人类。这本书讲述了机器人浩劫是如何成为我们痛苦的代价的。“共情”与“恐惧”虽非新鲜事，但在赛博格时代却突显为一个现实问题，正如20世纪80年代中国哲学和文学界一度昙花一现的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等，如今又重新成为文学创作与批评话语中的新显学。
由于 NBIC新技术在理论上的不断发现，纳米技术，生物科学，信息技术(计算机网络，大数据)，认知科学(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正在日益成为现实，并渗透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从而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而且也改变了人们对它的看法。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后人类和超人类话语就在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中应运而生，如果说它们还仅仅是理论构思和科幻小说的主题，那么如今，信息社会和人工智能以及由此产生的“人-机”融合赛博格已部分成为现实。传统意义上的信息被认为是符号或标志，而今天则需要被认为是一种模式，意义在信息中不是与形式相对应的东西，而是信息的功能之一。
CatherineHayler列举了许多虚拟技术对现实生活起反向作用的例子，例如，在银行存有资金是一种信息模式，而不是现金；自动化工厂使用程序来安排工作和生产计划，而不是由人指挥，而程序是在生产系统中流动的信息，而不是实体；犯罪人更多地使用 DNA模式而不是目击者的主观陈述…“这些变化所产生的结果，将创造出一个高度异质和分裂的世界，一个基于模式/随机的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与基于在场/缺席(有/无)的形态进行激烈碰撞和竞争。将自由人本主义传统作为参照，“当计算代替占有性个人主义作为存在/人的基础时，就会产生后人类。”这一状况引发了许多乐观和悲观的论调，比如库兹韦尔鼓吹“奇点临近”，而霍金则鼓吹“理论物理学家”。
然而，正如哲学家博斯特罗姆所说，他们可能都已经人格化了超级智能，并通过人类的情感投射到完全异质的实体中，而作为非人类的超级智能，很可能会在工具性的驱使下，将人类本身作为可获得的资源，其后果是明显的。不过，在科幻小说作家特德姜的想象中，后人类完全超越人类之后，人类科学可能会从原创性转向解释性：后人类的科研成果可能会被解译，虽然就像美洲土著在欧洲制造的钢铁工具如鱼得水时，他们仍在苦心地研究青铜冶炼技术一样，它也能增长人类的知识。对于后人类科学的成就，我们完全不必感到威胁，因为“制造后人类的技术最初是由人类发明的，而后人类并不比我们聪明”，这些技术只不过是与我们有差异的共生体而已。
虽然人们对后人类理论争论不休，但随着超人类的计划，人们正在开始自我改造。首先是信息论上的提升：医学的很大一部分目标从治疗转向“增强/改善”，如整形手术和基因工程，从“提高”的角度讲，“和信息系统中的“增强现实”同义，即通过重现真实的图像来使虚拟图像与真实的图像相重叠。这一生物普罗米修斯计划，在换喻的意义下，变成了社会文化的语法——例如，社交网站和媒体媒体(Photoshop、美图秀秀…)上充斥着处理过的照片，还有街头商场里大量出售的化妆品、护肤品和流行的健康保健文化。但它也很容易导致种族和身体方面的“优生学噩梦”。
另一种是控制论的提升，如使用精神强化类药物，如刺激兴奋剂或能力(体能、注意力、记忆)提升药，以及可穿戴设备和植入物。从本质上讲，这也是一个比喻，把身体和大脑看作电脑的硬件，而观念、思维则是软件，通过硬件的强化，来驱动软件。超人类类主义把听天由命的遗传转变为主动选择和主动追求的操纵，这就形成了两大悖论：一方面是主观欲望和选择的显露，另一方面是身份的混乱甚至无序，这就导致了自我对存在主义式主体的突显——自我定义依赖于人自身，而非原有文化体系中的外在或超越性的宗教、习俗和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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